物权法规定限于不动产，《宪法》规定限于特定主体的财产。
由于给付义务依赖于国家可以获得的资源程度，因而在司法裁判中，只有在国家承担维持人的尊严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确保至少使每种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30}的程度内才能直接适用宪法社会权条款。虽然，从宪政的角度看，立法不作为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这丝毫不能证明以司法为责任的司法机关之不作为同样具有正当性。
夏勇教授曾在《中国民权哲学》中指出，民以为本者，人身、财产、自由也。即义务主体不干涉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消极义务，它是直接的、立即生效的，也是自动执行的而不需要国家的积极措施，因而其在司法裁判中只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就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社会权条款。即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仅需要在宪法中规定社会权，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在司法裁判中确认其司法保护效力。理性表达纵观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宪法作为裁判规则所形成的宪法判例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们今天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理性秩序。而社会、经济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都与一组组义务相联系，包括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它们既要求某种行为的容忍，也要求提供和分配资源。
规范和完善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必须依照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的递进次序，由受案法院以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形式予以直接适用。由于再多的法律也不能穷尽一切社会现象，再详尽的法律也不可能和所有的案件一一对号入座，法官在适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时必然要对所适用的法律进行理解并将在其判文中以解释的形式进行表现。[1]也有学者对诸说进行了重新整合，并予以合理的理论定位，把有关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界定和涵义归结为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做了相应的分析[2]，可谓用心良苦。
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而如果站在法哲学的立场上，从更本质或更实质的层面来看，行政法理论基础其实就是对权力和权利这一本质性关系的治理结构的主张和概括。出于终结诸说纷争的局面，有学者提出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应当具备的条件。参见郑贤君：《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讨论的评价》，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48页。
行政法即是用以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制约器。（一）理念：本质与表象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并且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界也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另外，盖尔霍恩和博耶在《行政法与行政程序》一书中也毫不掩饰地宣称到，行政程序的基本政策问题是如何设计一种制约制度，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又可保持行政机关需要有效采取行动的灵活性。[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不仅如此，学界的众多观点，或者仅囿于‘功能或‘作用的论述，或者仅限于背景的考察，哪种学术都难免其片面性，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各抒己见却难服人[5]。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
[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2]总之，以上这些观点都无一例外的认为行政法就是控权法，它主要是通过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达到控权目标的实现。
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另外，罗豪才教授在《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一文中还提到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构建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载于《法学》2002年第8期，第4页。但是，毫无疑问，保权的目的也为了让政府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申言之，控权才是行政法的核心价值和真正意蕴。
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
在该书中，作者把法的价值体系化，并把法的价值体系分为三个子系统，即法的目的价值系统、法的评价标准系统以及法的形式价值系统。[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
换句话说，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二、控权论：溯流渊源与理论界定在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控权论学派溯源并一直活跃于西方诸国，尤其是英美国家。
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另外一种是，认为控权不等于限权，控制不等于限制。
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三是，控权论产生的背景因素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与政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普通法传统与法律实证主义三个方面，已经不适合于当今时代。
【作者简介】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
二、可以用这一原理分析行政法律关系。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
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即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该是整个行政法学理论内容的基本精神或精神内核，它反映行政法的发展规律，揭示行政法的历史使命[3]，是支配行政法发展的内在规定性。[⑩]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
[9]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总体上，性质决定目的，但这种决定作用是从宏观角度而言的，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各个国家的行政诉讼立法目的必然整齐划一。
